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与对外开放的核心载体，中国外贸是观察中国经济韧性与全球竞争力的关键窗口。在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贸易格局深度调整的复杂环境下，中国外贸顶住多重压力，以多元创新夯实发展韧性，在转型中集聚动能，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力量。

　　2025年，中国外贸在规模稳增的基础上实现质效双升，新动能加速集聚、竞争优势持续重塑，为“十四五”收官画上圆满句号。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外贸将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引领，深化改革创新、拓展合作空间，在激发新动能中筑牢发展根基，在培育新优势中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

　　质升量稳显韧性

　　结构优化聚动能

　　2025年的中国外贸，以“质升量稳”交出了“十四五”收官答卷。从总量看，全年进出口总值预计再创新高。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已达41.21万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出口24.46万亿元，同比增长6.2%；进口16.75万亿元，同比增长0.2%。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既彰显了规模稳中有进的“硬实力”，更凸显了结构持续优化的“软实力”，我国外贸韧性在提质增效中不断增强。

　　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政策支持体系的持续完善。

　　今年以来，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的相关政策举措帮助外贸企业应对市场波动、提升竞争力；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13条举措，更大力度促进服务出口，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商务部印发的《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从标准对接、平台建设、企业培育等多方面为绿色贸易发展铺路；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跨境贸易收支便利化新政，简化流程、降低成本，大幅提升了企业资金周转效率……一系列政策协同发力，形成了覆盖财税、金融、通关、新业态等领域的全方位支持网络，既为外贸企业纾困解难、抵御外部风险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企业投身技术创新、业态转型、市场开拓明确了方向，让外贸增长的政策环境更优、发展信心更足。

　　“2025年中国外贸的核心亮点是产品、业态、市场三大结构的协同优化，推动增长动能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吕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品结构的“高精尖”转型尤为亮眼，前11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8.8%，占出口总值的60.9%。其中，集成电路、汽车出口同比增速分别达25.6%和17.6%，新能源相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印证了外贸增长已摆脱对数量扩张的依赖，转向技术创新与价值提升的新轨道。

　　业态创新为外贸注入了新鲜活力。今年以来，服务出口规模稳步扩大，数字贸易依托跨境电商和数字交付形成新增长点；市场采购贸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在政策赋能下持续壮大。值得关注的是绿色贸易的崛起，既顺应了全球能源转型趋势，更让中国外贸在绿色赛道上抢占了先机，持续强化竞争优势。

　　市场布局的多元化破局显著提升了外贸抗风险能力。东盟持续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前11个月贸易总值达6.82万亿元，同比增长8.5%；对欧盟等传统市场保持5.4%的同比增长，贸易总值5.37万亿元；对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速领跑；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21.33万亿元，同比增长6%。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思源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传统市场稳盘、新兴市场拓量”的格局有效对冲了单一市场波动风险，让中国外贸在全球市场的风浪中稳坐钓鱼船，这正是结构优化带来的韧性所在。

　　市场主体的活力迸发为稳外贸筑牢根基。宋思源表示，今年民营企业继续担当稳外贸的“压舱石”角色，前11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达23.52万亿元，同比增长7.1%，占外贸总值的57.1%，较去年提升1.8个百分点。从深耕细分领域的高技术企业，到玩转跨境电商的中小商家，民营企业凭借极强的创新活力与适应能力，与稳步增长的外商投资企业、转型调整的国有企业形成互补。各类市场主体良性互动，既彰显出我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显著成效，更让外贸增长的内生动力愈发强劲。

　　创新赋能启新程

　　开放聚力谋发展

　　展望2026年，中国外贸正朝着“培育竞争新优势”的目标加速迈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在受访专家看来，未来外贸新动能将在技术驱动、绿色转型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发力中加速集聚。

　　“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将成为外贸新动能的核心引擎。”吕越表示，2026年跨境电商、数字交付服务与智能供应链将加快融合，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将持续提升交易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扩张。

　　宋思源认为，在货物贸易领域，高技术产品研发突破、产业链自主可控、智能制造升级等创新动能的持续增强，将不断优化我国外贸发展结构，强化贸易市场竞争力。在服务贸易领域，服务数字化融合化发展、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将提升服务出口能级。此外，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各国对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构建及低碳技术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这将为我国绿色贸易提供国际市场新机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作为明年重点工作任务。“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

　　吕越预计，明年新能源装备、绿色制造产品和低碳服务出口需求将持续扩大，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形成共振。同时，绿色标准和碳规则将倒逼企业升级，推动外贸由成本优势向可持续优势转变。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表示，2026年培育外贸新动能需从政策引导、规则对接和市场拓展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首先，需紧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发展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鼓励服务出口。这要求依托自贸试验区等平台，在跨境数据流动、标准互认等领域推进规则试点，深化制度型开放。其次，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同时，主动增加进口，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再次，需纵深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通过建设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等措施，提升企业一体化经营能力，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韧性。最后，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支持，整合海外仓等资源，助力企业高效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

　　2025年外贸结构优化的成效为建设贸易强国筑牢了坚实底座；2026年新动能的加速集聚将推动中国外贸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中高端稳步攀升。我国对外贸易将以技术创新突破核心竞争力瓶颈，以绿色转型抢占全球产业变革先机，以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劲支撑，为全球贸易复苏注入确定性力量。

　　当全球化逻辑改变，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走向何方

　　在2026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十四届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夕，一份由挪威常驻WTO代表、改革议程协调人彼得·厄尔贝里撰写的内部评估文件流出，对WTO改革前景作出谨慎判断：各方已就部分议题展开初步讨论，但在决策机制、争端解决和规则适用等关键领域，成员之间的立场依然高度分散，远未形成能够支撑“一揽子制度性改革”的共识。文件预计，此次部长级会议更可能聚焦于确立后续改革的路线图，而非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实质性成果。

　　这一谨慎预期背后，是WTO正经历的一场深层危机。而导火索，恰恰来自其最核心的原则之一。

　　就在该文件披露之际，美国向各成员提出，WTO改革应重新审视“最惠国待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成员给予另一成员的贸易优惠，必须无条件、自动地适用于所有其他成员。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最惠国待遇”一直是多边贸易体系“非歧视”精神的制度基石。如今美方虽未正式提议修改协定文本，但仅是将其纳入改革讨论，已足以震动整个体系。

　　毕竟，WTO的合法性建立在三重支柱之上：程序上的普遍参与与协商一致、结果上的贸易增长与福利提升，以及规则上的非歧视与可预期性。一旦“最惠国待遇”被条件化、差异化甚至局部搁置，整个多边框架的逻辑基础将面临重构。

　　成员诉求的结构性裂痕

　　WTO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根源在于全球化逻辑本身已发生深刻转变。

　　成立之初，WTO谈判的核心是关税削减与市场准入。这些领域技术性强、利益边界清晰，各方围绕“让利多少”讨价还价即可。但随着全球平均关税大幅下降，竞争焦点早已转向更敏感的领域：产业补贴、技术标准、数据跨境流动、政府采购乃至国内产业政策本身。这些议题不再只是“外贸问题”，而是直接嵌入各方经济治理的核心，牵动就业结构、区域发展乃至政党政治的神经。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剧变。WTO成立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占比不足10%；如今已跃升至近20%，成为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关键引擎。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塑造者”，旧有谈判机制中隐含的利益分配结构难以为继。

　　发达国家强调“规则对等”，要求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义务；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特殊与差别待遇”，捍卫政策空间与发展权。双方在同一制度屋檐下拉扯，却越来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而围绕“最惠国待遇”的争议，正是这一结构性张力的集中爆发点。

　　单边主义回潮，多边机制承压

　　更严峻的是外部环境。自2025年以来，美国推行“对等关税”政策，频繁诉诸单边措施和双边谈判，带动主要经济体重新倚重排他性贸易安排。逆全球化风潮再起，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化、阵营化，WTO所依赖的“普遍规则+非歧视”模式正被碎片化的“小圈子协定”不断侵蚀。

　　在此背景下，WTO短期内几乎不可能通过一次部长级会议完成制度重塑。更现实的路径，或许是渐进式调整与多轨并行：在维持核心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名义完整的同时，通过诸边协议、弹性承诺或“开放式诸边”等方式，在特定议题上实现有限突破。

　　但这本身也是一场高难度平衡术，既要防止多边体系彻底空心化，又需回应成员对灵活性的迫切需求。WTO面临的已不仅是技术性修补，而是在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如何证明“多边主义仍然有用”。

　　历史曾赋予WTO辉煌：它曾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制度象征。但如今，它必须在一个不再相信“共赢”的时代里，重新赢得信任。2026年的部长级会议，或许不会带来答案，但至少会揭示：这个世界，是否还愿意为多边贸易秩序留一盏灯。